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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心一意的博客

白雪阳春传雅曲,高山流水遇知音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李大钊  

2013-03-03 20:51:19|  分类: 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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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   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,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。中共成立之后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。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,并不比共产党少。不过,这些外援的数量和作用是有限的。没有公鸡打鸣,太阳依旧会升起;缺少国际外援,革命仍然在前进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,除了贡献出智慧、力量乃至生命之外,还献出了大量的金钱,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。当然,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既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、对新思想的接受力,又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。符合这些条件的,既不是单纯的工人,也不是农民,而是知识分子。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。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,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。刚刚就任的时候,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,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。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,工资还有所增加。当时,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,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。当然,北京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不高,一元钱可以买半袋(一袋为四十四斤)上好面粉,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“红烧翅根”六份。

       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。辛亥革命前,中国官僚、军阀、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,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,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,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。英国银行家曾断言,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,根本没必要借外债,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。然而,钱的用途却大相径庭。即使在民国之后,有钱人多以打麻将、捧戏子、逛妓院为乐。那时开妓院合法,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,逛妓院成了时尚,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。当时,北京最有名的妓院“八大胡同”,什么人去的最多?说出来有些朋友也许不相信,嘿嘿,去那里最多的主顾竟然是“两院一堂”的人。“两院”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(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),“一堂”是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,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。如果不欠薪,那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。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《消闲录》的小报,专门刊登狎妓、捧角儿的文章,以为风雅。所谓“捧角儿”就是捧演员,相当于现在的“粉丝”,有名的戏曲演员称“角儿”(音juér)。北京城内旗人多,遗老遗少多,多以听戏捧角、哼唱京调为时尚。昆曲也颇为兴盛。当时,如果不知道京剧“四大名旦”是谁,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“四大天王”一样,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“土老帽儿”。

       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,北大的学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,多数竟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、留着胡须的举人、秀才之类,暮气沉沉,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。他们彼此不称同学而称“先生”、“老爷”。为了扭转这种颓废奢靡的校风,蔡元培成立了“进德会”。该会的会员分甲、乙、丙三种:甲种会员不嫖、不赌、不娶姨太太;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,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,也不能做议员;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,除了要达到甲、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,还不能吸烟、不能喝酒、不能吃肉。李大钊当选为“进德会”纠察员,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。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,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,戒不了,思考问题、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。

        严谨的生活作风,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。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?最多的时候,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。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,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。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、印刷宣传品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,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。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,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,解决了经济困难。

       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,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。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,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,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。北屋是卧室,南屋是书房,东屋是储藏室,西屋是客厅兼饭厅,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举行。没有客人的时候,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,为了省油,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,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。李大钊品德高尚,但毕竟拖家带口,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。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,时间长了也受不了。日子过得非常拮据,没办法,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。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,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,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,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时,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,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。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,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“仲甫先生”,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。他常说:“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,革命的先锋。”(本文摘编自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红色账簿》)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2013-3-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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